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不正常或者可以说很不正常的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的过程。一些人类社会的常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承认，人们也在像这个世界其他多数地方的人那样，踏实地过日子，可以大声说，人是要吃饭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问是哪个阶级的。可以养鸡养猪养而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可以发家致富不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事件出来之后，连雇工办企业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国人自己承认了自己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世界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逐渐正常的社会，依然会有些不正常的话题，穷和富就是一个。忧心贫富差距过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穷人和富人变成了道德上的两极，穷人说不得不好，富人说不得好，茅于轼先生说了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孙立平先生提到，穷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堕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马蜂窝。
  
一些人担心穷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个古老的幽灵在徘徊，那就是“均贫富”。提到“均贫富”，无论担心还是欢呼的，都觉得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具有正当性的，因为，这是穷人立场上的话。
  
不错，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周期性的“均贫富”的历史，但那多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更多呈现的是它的常态，大家安稳和比较安稳地过日子，发家致富。孔夫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法，其实只适用在贵族之间政策调试，不能拿来推而广之。在这个阶段，大家大体上都能和平相处，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经富的大户，基本上都能过上踏实的日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辛苦一场，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大概没有哪个民族有中国人这样强烈的求富意识。即使在所谓的非常态社会，也是因为政治出了大问题，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维持生活，大部分人无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乱，而在混乱中，“均贫富”成为某些势力动员群众的口号，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实，凡是打着“均贫富”旗帜的农民起事者，财富最后都均到首领那里去了，最贫弱的百姓，只有化为白骨，填沟的资格。所以，均贫富，只是穷人中的少数强人的话。
  
真正的值得警惕的传统，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军国主义政策对所有人、当然尤其是富人的剥夺，这就是所谓的法家传统。这个传统的盛世，如秦汉，国家可以随意把成千上万的富户，连根拔起，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借口国家需要，无偿征调富人的财产，把商人打入另册，只要等到他们养肥了，就让他们为国家无偿奉献。好在，多数的王朝，这种军国主义政策还比较收敛，商人的地位，也在逐步地上升，因此维持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古代社会最为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和巨大的财富，让后人直到现在都有东西可挖，走私出去换美金。
  
这个传统，后来在革命的旗帜下，得以部分地复活，推至极端之时，演成一场浩劫。然而浩劫过后，过去的传统，在正当性方面，并没有被正本清源，在长期歌颂“劫富济贫”文化熏染下的民众，对于“均贫富”，依然有强烈的向往，遇有挫折，遇有别有用心者的蛊惑，就会有所呼应。眼下声讨富人，追究“原罪”的风潮，就是这种鼓动和呼应的结果。
  
不错，眼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实是凭借国家权力为自己谋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外面称我们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缘由。而很多人眼中十恶不赦的民营企业家，即使跟某些什么产业也不沾的贪官比起来，财富的总量也是小巫见大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我们法家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的变种。
  
不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在道德上的确没有他们的老一辈那么光彩，权钱勾结的事，也没少干，在挣第一桶金的时候，更是很难干净。但是他们的行为，毕竟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印记，当国家政权没有给自己的公民提供致富起码的政治和法律条件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谴责某些公民的不当行为？举一个例子，著名的“投机倒把”罪，不是前几年才撤销的吗？按这个罪名，现在该有多少人违法？即便是权钱交易，在有权的一方设租寻租的前提下，单方面谴责企业家，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权和钱之间，有大恶和小恶之分，放过大恶，把板子都打在小恶头上，事实上是更大的扭曲。国家权力不仅可以剥夺富人，事实上也在剥夺穷人，在房地产拆迁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警惕和限制这种剥夺，才是我们每个有话语权的人所应该格外重视的问题。
  
正常的社会，是按常识行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发财致富，是正常的，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平常事。